1938年9月16日，张伯伦从慕尼黑飞回伦敦，当晚就召开内阁会议，在同僚面前大肆鼓吹，只有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才能避免战争。
他很快又邀请了同样软弱的法国总理达拉第，到伦敦会谈。
9月19日，英法两国政府飞速达成一致，向捷克政府发出照会，强迫他们接受这个方案。
由于捷克人民的恼怒和反对，9月20日，捷克政府拒绝了英法建议。
对此，英法政府十分恼火，威胁捷克政府说，如不改变态度，就要负起“挑起战争的责任”。
英国以不给捷克援助、法国不履行《法捷条约》相要挟，终于迫使捷克政府就范。
9月21日下午，捷克政府屈辱的照会英法政府，“以沉痛的心情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”，并对捷克人民发表广播说：“我们没有别的选择，因为我们被人抛弃了。”
张伯伦犹如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一般，变得喜不自胜，他到处宣扬自己是欧洲的“和平大使”，兵不血刃的解决掉了一场巨大的战争隐患。
殊不知，正是因为英法两国的短视自私行为，伤了所有国际联盟成员国的心，以致后来希特勒大军突起时，比利时，荷兰等国纷纷宣布中立。
英法竟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。
张伯伦在一片舆论指责中，于1940年很快去世。
当然，现在是1939年6月，德国还没有撕去身上的羊皮，张伯伦也因为制止战争的功劳，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。
但这并不代表，整个内阁议会都是他的忠实追随者。
伴随着粗犷的敲门声，一个洪亮的声音大声响起：
“首相先生，我们需要谈一谈。”
张伯伦头疼地揉了揉脑门，又是那个该死的海军大臣丘吉尔。
他粗暴酗酒，性情刚烈，成天幻想着战争会爆发，跟温文尔雅的张伯伦简直就是格格不入。
但他亲自找上门来，自己又不能不见他，张伯伦无奈的回应道：
“进来。”
一阵疾风刮来，张伯伦还没看清门是怎么开的，丘吉尔就风风火火的冲到了张伯伦的身边。
他高举着手里的一份摘要，大声说道：
“远东地区出事了，苏日爆发了激烈的冲突。”
“谢谢您，丘吉尔先生，我已经知道了。”张伯伦一脸无奈地摊开了双手说道。
“这一次，我们不能再袖手旁观了，必须在国际上发出我们的声音，要反对这种肆无忌惮的侵略行径，如果任由其发展，迟早会引发更大的战争。”
丘吉尔是个极富感染力的人，他一边高声发表自己的见解，一边挥舞着自己的手臂，将整个事情讲的热血澎湃。
但张伯伦却一脸的无动于衷，他耐心地说道：
“我们要做的是安心发展，而不是挑衅那些危险的国家，将英国带入可能的战争灾难中。”
“如果我们将头缩在家里，任由他们恣意妄为，才一定会把英国拖到战争的深渊。”
丘吉尔大声咆哮起来，他对于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早已心怀不满，两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公开发生争执了。
丘吉尔的无礼行为，让张伯伦心中很不悦，他板着脸，坚持为自己的观点辩护道：
“就算要发生战争，也不应该首先由我们英国人开始，只要我们保持忍耐，希特勒就会逐步将眼光投向东方。这才是我一直保持克制的原因。”
“你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，醒醒吧，首相先生。”丘吉尔开始越说越激动。
张伯伦已经有点失去耐心了，不希望无休止地跟这个强硬的家伙纠缠下去，开始下逐客令道：
“好了，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话题了，我还有工作需要处理，请帮我带上大门。”
“该死，你会后悔的。”丘吉尔“砰”的一声，甩手关上了大门。
丘吉尔是一个性格强硬，不屈不挠，极富冒险精神的人。
如果换一个人，总在首相这里碰壁，一定会慢慢地放弃这种尝试，只有丘吉尔始终如一的，反对张伯伦的软弱政策。
这或许跟他早年的经历有些关系。
早在1899年，25岁的丘吉尔，以《晨邮报》记者的身份前往南非，采访英布战争。
在随英军士兵行进途中，突然遭到布尔人的优势伏击，丘吉尔虽然只是随军记者，但他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，奋勇地参加了战斗。
尽管最后寡不敌众，丘吉尔被布尔人俘虏了，但他却并没有就此屈服。
在俘虏营里待了不到三个月，当其他俘虏还在战战兢兢，麻木不仁地过着日复一日地囚笼生涯时，丘吉尔就极为大胆地独自一人越狱成功，并在当地一个英国侨民的帮助下逃到了洛伦索—马贵斯的英国领事馆。
这一事件使得他在英国的名声大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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